27/1973年正月十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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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杜蘅看了无数遍,宁肯怀疑自己的眼睛。
  然而事实就是事实,确切无疑。
  她收到了两封,不,是三封,连同玻璃下压着的一共三封,内容几乎一模一样的信。
  不新鲜,迟到四年,像一场恶作剧。
  几乎一样的话,嬢嬢在信上说了三遍——终于打听到他们父女俩所在,每月一封信,盼望能收到。祖父病逝于正月初一,丧事被她一个贫眼无识的老妇人张罗完了,她会继续写信。
  落款时间一样是1973年正月十三。
  老妇人落笔前大概在心里打过几次草稿,无论充当信纸的是什么,从不写出纸张所能承受的范围。
  这三封几乎一样的信,唯一不同在纸。
  毛边纸,报纸,香烟盒。
  这样的递进,如果从高到低,那是一种极为不详的信号。
  杜家以往拆信的错刀,刀柄上都包一层薄金。
  祖父用的是白玉刀,仿西周玉戈的形制,没有纹饰,工艺精巧细气。连开一封信的工具且讲究惯了的杜家,不会轻易用香烟盒纸来写信。
  杜蘅无声地心悸。
  香烟包装盒舒开不规则图形,嬢嬢娟秀漂亮的字迹整齐地躺在上头,无怨无悔。
  字不委屈,看的人替它委屈。
  杜蘅想象不到,也不愿意想象嬢嬢在怎样的情况下,怀揣怎样的心情,把字迹落到这张来历未名的香烟盒雪白雪白的内胆上。
  如果杜家真的到了这一步,用纸如此拮据,连一张体面点的信纸也找不出来了,那么以嬢嬢的性子,绝不会把写信机会浪费在一信多书,多投广投上。
  如果这个顺序是倒着来的呢?
  先香烟盒,再报纸,再毛边纸?
  似乎也无法解读出任何喜人的讯息。
  香烟盒作为信纸的出现的那一刻,已经打破所有希望存在的可能性。
  温热的身体贴了上来,杜蘅顿了顿,男人从身后抱住她,淡淡体嗅卷着春日草潮的生气,粗糙而平实。
  “怎么了?”
  她问。
  陈顺说没有,一记吻落在发顶,口气沉沉的:“看你一个人这么站着,我心里没着落,就想抱你。你在怀里,我就踏实了。”
  他在门外看了很久。
  看她一个人,孤静静地立着,只穿一身单薄的旧衬衣,大气不出,窝着肩膀,两片肩胛骨像困顿久了的蝴蝶,要从皮肤里破出来。
  何止没着落,他心疼了不知几疼。
  信是他从场部找回来的。
  所以在清理污渍时不可避免看到几句,当下高兴变成疑惑,疑惑转向沉重。
  情绪上的跌宕起伏,他比她早一步完成。
  他甚至比她更早萌生出猜想:也许在重大变故发生之后,嬢嬢心里病了,忘记先前写过一封报丧信,所以才有三封一样的报丧信出现在这里。
  如果真是这样,过去四年,一名病人,至亲不在身边,老妇人要怎么过下去?
  杜蘅是不哭的。
  见识过眼泪有多没用的人,不会再在海拔3500的大荒漠上浪费任何一点身体储水,锅炉高温也蒸发过她的眼泪,那场像蛆虫一样的大雪,一场眼部感染,榨干眼眶所有储水。
  所以现在,她是一个少泪的人。
  陈顺告诉她,香烟纸夹着一封不成样的信封里,上面是串北京地址。即便不是嬢嬢笔迹,无论如何,他打算先打个电报,托北京的朋友帮忙找找。
  尽管他这么说了。
  尽管他给她带来了一点希望。
  杜蘅心里不详的预感仍然在膨胀,无休无止,像宇宙不断膨胀一样,膨胀到使现实觉得十分拥挤,无地容身。
  她惊觉北京竟是这么遥远的地方。
  她还保有做囚犯的自觉。
  从来不敢联系绍兴家中,担心自己的成分会给本就艰难的嬢嬢祖父再添麻烦,她不能这么做。
  直到今年年后收到嬢嬢迟到四年的报丧来信,才敢把绍兴,把嬢嬢拿出来想一想。
  在这之前她从不敢想从前,更不敢想绍兴。
  “北京,太远了。”
  杜蘅闭了闭眼。
  太远了。
  哪怕嬢嬢在那里,她也到不了。
  何况嬢嬢未必就在那里。
  但陈顺说,就现在,他带她上场部邮电局,拍电报。
  他一刻也等不了,像军人听见他的集结号。
  而她的寡默,就是他一生最警备的号角。
  他粗疏的话如果经过修饰,会美得像宇宙所有星辰同时在打闪。尽管不修饰也很美。
  他说,他的情绪长在她情绪上,她难受,他比她还难受,她心急,他比她还着急。
  杜蘅问:“像寄生关系?”
  “啥是寄生?”陈顺蹬着自行车,叮嘱她如果觉得冷,可以藏进他的大衣里,听到寄生的解释后闷闷笑了,“你懂的多,话比我的精细。”
  他的情绪依附她的情绪活着。
  这点没错。
  自行车骑过一条机耕路,路过白天平田整地的土地时,杜蘅转头,对着陈顺心口位置说道:“可我没有养分提供给你。”
  “怎么没有。”
  陈顺用下巴压了压她头顶,“有得很。”
  他身形高大,身体像个暖炉似的,源源不断散发出热源,两条长腿踩得自行车惨叫,从家到场部邮电局的一段春夜长路,还不够他蹬的。
  到邮电局时,一望大时钟,才九点。
  这段路,他狠狠踩来,把自己踩成一个冒蒸汽的热乎人。
  杜蘅从没来过邮电局。
  她连开回乡证明的场部办公室都没去过。
  大时钟,小窗口,滋啦滋啦的无线电波段,对她而言都是新鲜的。
  尤其是无线电波段。
  今晚穿绿制服在窗口值班的正是穗子,小伙子窝在窗口里,勾拉电话线玩,一颗脑袋已经歪躺在胳膊肘里。
  “穗子,拿一张电报稿纸。”
  “哥!”
  穗子一下来了精神,从凳子上猫蹿起来,没递电报稿纸,反而把一张乐呵呵的脸递了出来,因此也看见杜蘅,“嫂子也来啦。”
  伸出来容易,缩回去难。
  大晚上,杜蘅和陈顺电报没先打上,先救了脑瓜缩不回去的穗子一把。
  等把少年的大脑袋塞回去,时钟显示九点二十分。
  陈顺出了身汗,脱下大衣,把衬衣袖口折到臂弯。时钟咯哒咯哒在走,无线电波段滋啦滋啦在和。
  他弯下腰,看窗口里在手忙脚乱翻找电报稿纸的穗子几眼,改口说:
  “别找了,接北京电话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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